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投资6亿美元在美国建造的汽车玻璃厂正式投产。他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他认为在美建厂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生产成本高。随后，一篇名为《曹德旺跑了，宗庆后还会远么？》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刷屏，由此带来了“别让曹德旺跑了”等一系列讨论。

    曹德旺回应跑路传闻:国家厚待我 我跑出去干什么“我什么时候跑了？”今年10月7日，由福耀集团投资的全球最大汽车玻璃单体工厂正式在美国俄亥俄州竣工投产。该项目投资6亿美元，是该州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中国投资。被问及原因，曹德旺表示“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这个回答迅速被解读为曹德旺准备“逃离中国市场、把制造业回流美国”。对此，曹德旺12月20日再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反问：“我什么时候跑了？”他表示，福耀玻璃所有对外的投资，都是经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批准的。“我们是全体产业的供应链，我们做玻璃的，都随着汽车厂走。汽车厂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他说。

    曹德旺表示：“福耀制造的市场销路65%在中国，我跑出去干什么呢?”但市场重点在中国不等于不出去投资，“因为你想变成全球公司，必须在国外投资。”据曹德旺介绍，在美国项目开通的时候，福耀玻璃在天津的项目也开通，同时在苏州工业园区刚刚拿了一块地。从福耀玻璃官网也可以看到，它在国内有十几个生产基地，销售网点更不计其数。

    “我跟李嘉诚不同”

    “曹德旺跑路”之说起源于去年“李嘉诚跑路”。当时李嘉诚卖掉内地房产，撒腿跑到英国去了。对此曹德旺表示不屑一顾：“我跟李嘉诚不能比，我不做房地产，我不为钱，我捐了八九十亿给中国，我赚的钱也是捐掉。为什么拿我跟他比呢？我是实业家。”

    据报道，33年来，曹德旺做的公益捐赠累计已达到70亿，因此他被媒体称为“首善”。同时，曹德旺还说，福耀玻璃建厂30多年，有20多年是福建纳税模范。在12月20日的对话采访中，曹德旺多次反问：“我跑出去干什么呢？”像是在质问所有怀疑、误解他的人。他说，中国汽车商70%是我的玻璃。你说我跑出去，把那些汽车商扔下来，首先告状的就是那些汽车厂。曹德旺明确表示：“我不是搬出去。我今年才投产的美国项目，还没有带来利润。我在美国建厂20年前开始。这几年美国投资的同时，配合美国的战略。”

    据曹德旺透露，福耀玻璃在海外建厂的投资比例很低，只占总投资比例的2%—3%，玻璃出口比例占35%，绝大部分市场还是在中国。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11年，福耀玻璃就在俄罗斯设立工厂，投资了2亿美元，此外，福耀玻璃在欧洲、韩国也设有工厂或销售公司。但不可否认，在当下中国，一方面，经济下行，竞争越发激烈，市场对提高产品品质、质量、品牌等要求不断提高，倒逼着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但另一方面，企业在成本、税收等方面面临着较重负担。

    如何看待曹德旺的举措？曹德旺美国建厂是否意味着中国制造成本比美国高？企业的税负到底有多重？中国制造企业还有哪些出路？成本之争，到底谁高谁低？

    波士顿咨询公司对全球前25位领先出口经济体作了四个重要方面的分析，认为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低成本制造业基地的几个经济体由于多项因素结合，自2004年来面临着成本优势大幅减弱的压力。例如：据估计，中国相对美国的工厂制造业成本优势已经减弱。全球前10位商品出口国中，除了中国和韩国，其他经济体的制造业成本都高于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飞涨的劳动力和能源成本削弱了中国的竞争力。那么企业的税负又是什么情况呢？

    在国家大力度为企业降成本背景下，记者近日采访权威部门了解到，因为不同税种的计税依据不一，税率设定也不同，衡量企业税负轻与重，不能片面看税率高低，而应多维度综合客观衡量，包括将企业自身经营状况和税费减免情况等都纳入考量。而衡量一国税负水平的高低，可用国家宏观税负观察。经合组织（OECD）按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口径计算各国税负水平，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5.3%，同期我国仅为23.5%，低11.8个百分点。而近两年，我国仍在大力推进降税减负。专家认为，近年来减税力度不断加大，未来还有降税空间。中央经济工作会也提出，明年要加快推进国企、财税、金融、社保等基础性关键性改革，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为什么企业感觉负担重？

    不论从数字上看，还是实际情况，成本上升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点毋庸置疑。实际上，成本负重，并不只是出现在中国，而是影响全球制造业的普遍问题。可为什么“中国制造”的“感受”如此明显呢？这和“中国制造”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密切相关。首先，以加工组装起步的“中国制造”，在发展初期，可以说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成本优势。在经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后，无论从资源、人力、能源等各方面，成本优势都在降低。在制造业所处的阶段尚未有明显的改变，主要依靠低成本获利的“中国制造”，自然对成本的变化非常敏感。其次，成本上升看似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企业带来的影响却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记者采访工信部、制造业领域专家认为，特别是在“中国制造”解决了规模问题，向中高端迈进的过程中，一方面产业梯度转移，与东南亚等国家相比，成本优势逐步降低。另一方面，产品尚未达到较高附加值，无法消纳溢出成本。这“青黄不接”的阶段，导致了各种问题的激发。再其次，这是产业结构转型的必然方式。没错，成本在上升！而且以我们看似难以理解的速度在上升！但也要有自信，“中国制造”自然不会一辈子都吃成本的红利。把依托成本的规模制造部分转移出去，把依靠创新驱动的高附加值环节引进来，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在世界主要制造业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包含了产业的各个环节。“捡附加值高的”，就是供给侧改革的指向，也是“中国制造”的不二选择。

    应该如何应对成本问题？

    “中国制造”有哪些出路？

    答案恐怕是：提高产品附加值、转变产业发展方式。这二者的核心是积累“中国制造”的后劲儿，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图所在。“中国制造”正在经历的变革，表面上看是成本的高低变化，实质是结构的深度调整。急需加快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保持战略定力，寻求成本之外的竞争优势。首先，提高产品附加值。把产品做好，把技术做强。用创新去开启市场、引领市场，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无论是新科技，还是新模式和新业态，核心都是倚重创新来撬动新需求、形成新动力，打造动能转换的新引擎。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创新已经方兴未艾，其发展潜力和影响力不可估量。创新并不局限于新的领域，新的产业，更重要的是对存量的创新。除了加快发展新兴产业，通过工业互联网等措施，传统产业也在“老树发新芽”。其次，转变产业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让产业发展更加健康、集约、可持续。

    当然，也不可回避，一定要继续推动降成本。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也许这话现在说有点早。但没准有一天，“中国制造”招牌打响，核心竞争力提升，曾经我们给人家做加工配套，反过来人家也会给我们“打打工”。那时，我们也许不用再过分纠结成本问题，而是更关注前沿战略和未来方向。